國際棋盤 2011-12-12：中國推翻和平崛起 內外交困 01/1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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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推翻和平崛起 內外交困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早前看到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以及總理溫家寶在東盟峰會上一籌莫展，只有被圍攻的份。
本來不欲就南海問題表態的溫家寶，在追問之下只能拋出一句「來而不往非禮也」來草草收場，現時中國所面臨的外交孤立有多嚴峻，已不言而喻。
說來奇怪，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在反恐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空轉」了十年，其間亦經歷了史無前例的金融海嘯，白白讓中國享受了長達十年的「戰略窗口」。然而中國外交環境卻比十年前還要差，如非自己犯下嚴重的戰略錯誤，決不會落得如此田地。
此時此景，不禁令筆者回想起中央電視台於2006年推出的《大國崛起》紀錄片，該片的背後意義，在於總結多個大國崛起的經驗，讓人們反思中國該以甚麼方式崛起，但很明顯結果是完全失敗的。
盡管如此，筆者認為德國那一集至關重要，因為現時西方經常將當今的中國與美國，比作歷史上的德意志帝國與大英帝國，而今天中國發展的軌迹，卻真的跟當年德國驚人地相似。
俾斯麥與鄧小平 均後繼無人？
德國（普魯士）與中國的崛起存在着一個極為關鍵的共通點，就是兩者均有「偉大的舵手」掌舵——德國為卑斯麥（Otto von Bismarck），中國則是鄧小平，兩人對大戰略均有深厚修養。他們都深知道持盈保泰的重要性，清楚不應作任何擴張的企圖，並以安定為首務。卑斯麥在德國統一後宣布以維持現狀為滿足，跟鄧小平的「永不稱霸」有異曲同工之妙，兩人了解到只要區內沒有出現反德或反中同盟，國家就沒有被擊敗的危險。
遺憾的是，兩人的外交造詣均後繼無人。1890年，29歲的德皇威廉二世將75歲的卑斯麥免職，並向繼任的首相說：「外交並無神秘，一切責任由我來負。」 輕率更弦改轍，將卑斯麥30年來的苦心經營毀於一旦。而中共領導人則在金融海嘯後將在過去30年來行之有效的「和平崛起」戰略一舉推翻，在短短兩年的時間 裏，北京與幾乎所有亞洲國家的關係都迅速步向惡化，直接令中國陷入美國的包圍之中。
現時北京的所作所為，跟當年威廉二世的亦不遑多樣。金融海嘯後北京未勝先驕，認為是將美國逐出亞洲的大好時機，急不及待於2009年5月宣布南海為中國的核心利益，與台灣、西藏及新疆並列為不可妥協或讓步的領土主權。但試問美國及其盟友又怎會將這個有世界海上咽喉之稱的南海拱手相讓？於是美國連忙於7月宣 布美國重返亞洲，揭開了新一輪圍堵中國的序幕。
海嘯後未勝先驕 連番得罪外國
殊不知北京卻認為美國重返亞洲只是虛張聲勢，因而還到處耀武揚威，大肆擴張其海軍實力。正因為北京咄咄逼人，毫無顧忌，導致了一系列的外交災難，令2010年成為了中國外交的大厄年：在南海問題上，北京恫嚇東盟諸國，阻止他們尋求美方協助，變相將他們趕進美國的懷抱。
為求在中日船隻相撞事件中令日方就範，北京限制了稀土出口，這不僅觸怒了近年來與中國最為友好的日本政府，同時亦得罪了所有依賴中國稀土的先進工業國家。
在3月和11月，北京分別在天安艦事件及延坪島炮擊事件中力阻國際社會對北韓的譴責，中國包庇北韓的直接結果，是美韓和美日的聯合軍演，使美國與南韓和日本的同盟關係得到大幅強化，並使區內各國對中國的不滿，以及東亞緊張局勢升到了最高點。
防外國利用民粹 令中國爆煲
事實上，目前中國所面臨的外交孤立，不盡是北京的戰略無知之故。正如筆者以前曾多次提到，2010年外交危機的主要成因，是國內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
自鄧小平離世後，中共為鞏固統治，經常訴諸於民族主義。然而濫用民族主義終於產生了反效果：透過互聯網和資訊科技，國內民族主義者已具足夠力量羣起反對中共的外交政策，其程度足以危及政權的穩定。有見及此，奉行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領導人，只好把其外交政策進一步向民族主義者的訴求傾斜，不惜一次又一次得罪 美國及區內各國。
更甚的是，自2010年起，民族主義者已屢次在中共對外交政策經過充分考慮之前，便先行發難，迫使當局採取強硬的姿態，令領導人完全陷入被動，幾乎喪失了一切轉圜空間。
由此可見，目前中共的國內與外交政策已互為因果、互相滲透，使中共逐漸失去制定外交政策的主導權。在這前提下，中共的確很有先見之明，一早便認清「捧殺」 和「被第一」是對付中國最具威力的武器（見本欄2011年6月13日《中國「被第一」中央要降溫》一文）。但不幸的是，這底牌亦一早已被中國的敵人所看穿，並加以利用，一方面加大中國國民的期望，另一方面則加強對中國的圍堵，增大兩者之間的落差，令中國「爆煲」。
現時民族主義已儼然是洪水猛獸，是眾多問題的癥結所在，中共如不盡快設法解決，很快便會陷入左支右絀、內外交困的局面，最終將對其統治及國際地位造成無法逆轉的損害。
國際棋盤 2011-11-14：新能源衝擊 中美俄角力消長 11/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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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衝擊 中美俄角力消長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及新力量網絡研究員
自從石油時代在20世紀初正式開始以來，全球各國為爭奪石油或確保石油供應及輸送路綫，已不知掀起多少腥風血雨。不論是海上或陸上的鬥爭，抑或是東西方的戰爭，或多或少也會跟石油扯上關係。
但就在石油時代剛經歷了一個世紀之後，由於一連串沒有關聯性的倡議以及技術上的突破，卻使一些在石油時代一向被視為奉為金科玉律的觀念，在幾乎毫無預兆的情況下被徹底打破。
新能源出現 中東石油中心不再
這些天翻地覆的轉變的開端，可以追溯到90年代位於墨西哥灣與巴西最早期的深海油井，不過實際上帶來革命性轉變的，卻是一系列新發現的非傳統化石燃料 （unconventional fossil fuels），包括加拿大的油沙、巴西的鹽層下油田（pre-salt deposits），以及美國的頁岩油（shale oil/ tight oil）。
就是這些新世代的非傳統化石燃料，打破了兩個原本牢不可破的觀念，第一個就是中東作為世界石油版圖的中心：由於技術上的突破，令美洲的能源產量大增，直接打破了超過半世紀以中東為中心的石油世界觀。
目前加拿大的油沙產量，已超越利比亞內戰前的石油出口量，現階段的估計蘊藏量亦已超越伊拉克石油的總蘊藏量。因而早在2004年，加拿大已超越沙特阿拉伯成為美國最大的石油進口國。同時由於美國在石油和天然氣開採上取得突破性進展，不單北美洲要達到石油自給自足已指日可待，美國更有望在十年內成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產國。
俄國勢衰落 美國成大贏家
第二個被打破的觀念就是所謂的「石油頂峰」（peak oil）。事實證明全球各地的能源蘊藏量極為豐富，只不過很大部分埋藏在離岸或頁岩（shale）中，前者透過深海離岸鑽探，而後者則依賴水力裂岩 （hydraulic fracturing）的技術，便能夠開採。隨着技術的進步，開採只會愈加容易。值得慶幸的是，目前只有約10%的離岸和深海油田被大規模勘探及開採，而整體上非傳統石油和天然氣亦仍處於發展初期，還有極大的發展空間。
毫無疑問，這一系列的突破性發展，將對全球地緣政治秩序帶來極大震盪。最直接的結果就是70年代能源大國以石油作為武器的日子應該將不復再——這有助削弱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的實力，也令俄羅斯、伊朗和委內瑞拉這些挾能源自重的國家，再難以使用高壓的能源外交手段。而中東與非洲各地的獨裁者，亦未 必能再靠高油價的收益來「和諧」不滿的民眾，這將為世界帶來真正的「歷史的終結」也說不定。
新能源秩序令俄羅斯在21世紀的衰落幾乎已成定局。俄羅斯現時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產國及全球第二的天然氣生產國，對能源出口收益的依賴極深。加上人口赤字嚴重，在全球各地陸續發現新油田和氣田，能源價格持續低企的情況下，俄羅斯的光輝很可能將一去不返。
美國無疑會是新能源秩序下的最大贏家。作為全球超級霸權，美國一直以來面臨着兩大弱點：對進口石油的依賴以及其龐大的赤字，而在美國本土及美洲的新能源資源，將有望為美國一舉解決這兩大難題。
新能源助美國 創霸權第二春
更重要的是，今後美國可大幅減少從專制和獨裁國家輸入石油，改由從加拿大、墨西哥、巴西等友好且鄰近國家輸入，這等於擺脫了這些專制和獨裁國家的「挾持」，可避免再遭到世界詬病，並藉以重新佔據道德高地。
我們不要忘記，美國晉身全球舞台的一大契機是於1859年發現石油，隨後更在20世紀初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產國，並使它的戰爭機器在一戰和二戰中不愁缺油。換句話說，美國是以石油起家的，之後只不過是因為濫用才受制於石油進口。
因此，這次美國可能藉着再次成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產國，再創國家的第二春。我們不難預期一個同時是全球超級霸權，以及最大能源生產國的國家，在全球舞台上能夠呼風喚雨的程度——我們可能正目睹新「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誕生。
中國岩氣充裕 外交轉向契機
即使美國一世夠運，但中國在新能源秩序下也屬一個幸運兒。有估計指中國的頁岩氣的蘊藏量，比美國還多！此外，比起美國的頁岩氣開採遭到民間在環保方面的強烈抗議，中國在政策上和補貼上均大力支持頁岩氣的勘探及開採，並期望在2020年前增加天然氣的使用量至總能源需求的10%，藉以減少污染。
儘管如此，中國在不久將來可能會面對一個抉擇：就是繼續扶持早晚將遭美國離棄的專制和獨裁國家，填補美國遺留下來的真空，抑或是以在國內大力開採頁岩氣為契機，擺脫長久以來跟專制國家建交以獲得資源的外交方針？
表面上前者是一個比較保險的做法，但從過往經驗來看，這些國家長遠而言只會是中國的包袱，嚴重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甚至有被推翻的可能，令中國血本無歸。中國如不好好選擇，就有機會被擁有能源王牌的美國大幅拋離，無緣參與全球霸權的競逐。
信報 2011/10/31 ─ 美國太平洋世紀宣言—反制中國和平崛起 11/0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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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太平洋世紀宣言——反制中國和平崛起
袁彌昌
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十月十一日於《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 Magazine）上發表了〈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一文，高調地宣布二十一世紀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這篇文章說是美國的勝利宣言也不以為過──自二○○九年七月希拉莉在東盟地區論壇上宣布 美國將「重返亞洲」以來，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美國不單令亞洲各國爭相投入懷抱，更令中國丟失了自金融海嘯以來所贏得的外交成果。所以希拉莉的太平洋世紀宣言跟宣布亞洲是屬於美國無異，簡直是對中國外交政策的一記當頭棒喝。
「我們不會班師回朝」
希拉莉首先對亞太地區作出一個界定：那是橫跨印度次大陸和美國西岸的廣大地區，更特別點名地區中的兩大洋─太平洋與印度洋，指它們在航運和戰略上的聯繫日益密切。可見在布局上，美國大有戰略上將兩大洋連成一氣的意思，明顯是衝着中國而來，務求在能源安全和戰略上包圍與絞殺中國。
希拉莉在文中亦作出了另一重要聲明，向世界表明即使經歷了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同時亦面對着嚴峻的經濟挑戰，美軍也不會班師回朝，潛台詞是美國在亞洲的軍力不單不會減少，更可能會增加。這無疑是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的一大保證和鼓舞，亦叫中國對稱霸這個地區死心。
在一系列的地區戰略之中，美國除了會繼續所謂的「前沿部署式」外交──即對區內各地大舉投放外交資源之外，亦會強化與各國的雙邊安全盟約，增加對區內的商貿與投資，作出更廣泛的軍事部署，以及繼續促進民主與人權。
繼上月美國與澳洲試圖為更緊密的軍事安全合作奠定基礎，並就南海問題發表聯合聲明之後，再加上印度不理會中國反對，與越南簽署南海油氣合作開發協議，使中國的南海戰略已面臨破產。
美押注印度印尼
希文亦提到美國已把與澳洲的同盟，由太平洋區域為主，升格為印度洋與太平洋區域，甚至是全球性的夥伴。這一點明確表示美國不只是想澳洲在南海問題上參上一腳，而是想全力為澳洲與印度和日本牽線，重現幾年前以「民主之弧」（Arc of Democracy）包圍中國的構想。
希拉莉更露骨地表明美國已將注碼押在印度的未來，當然潛台詞是主宰亞洲未來的是印度，而非中國。希拉莉大力吹捧印度對世界和平的作用，以及她龐大的市場，先進的科技和「充滿生氣」的民主制度，一個不留神，還以為希拉莉成了印度大使。
不過，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對印尼的重視：一如以前吹捧印度，現在美國照板煮碗將印尼捧為世界第三大民主國家，這樣世界頭三大民主國家（印度、美國和印尼）便會站在同一陣線。很自然美國是希望透過印度和印尼，加強對馬六甲海峽的控制，亦希望為美國企業確保這兩個國家佔世界四份一人口的龐大市場。
美國此舉亦蘊含着更深層的意義──假使能與印尼成為盟邦，一方面肯定有助美國得到伊斯蘭世界的認同，對打擊伊斯蘭極端主義有莫大助益，而另一方面幫助信奉伊斯蘭的印尼融入西方民主世界，亦可成為打破「文明衝突論」的明證，且不用說印尼將來亦會成為中國包圍網的一角。
希拉莉在文中最後再一次表示，美國準備繼續領導世界（we are prepared to lead）。她以越戰為例，來說明目前世人質疑美國已缺乏領導世界的能力是毫無根據的。她指出美國非但每一次均能克服危機，每一次危機後的再起，強度也是史無前例的，而最後亦不厭其煩地再次強調美國仍擁有全球最強的軍隊、經濟體、人才及大學，這不是任何國家所能比擬的。
中國和平崛起的總破產
希拉莉的太平洋世紀宣言之所以具啟示性，是由於它不僅是美國的勝利宣言，更標誌着中國和平崛起的總破產。當初北京希望藉和平崛起以達到「不戰而主東亞」的目的，但現在亞洲各國反而為了平衡中國的威脅而投向美國，令「不戰而主東亞」的希望完全幻滅。
更甚的是，現時中國不僅不能「主東亞」，實際上更面臨着雙重包圍。第一重是美國與其主要盟友所形成的包圍，例如「民主之弧」或「C型包圍」。
而第二重則是美國的盟友再與其他國家建交後所形成的包圍──現在印度、韓國和日本紛紛各自與中亞各國建交，逐漸對中國形成合圍之勢。
中國和平崛起落得總破產的下場的最大啟示，除了北京在金融海嘯後過分自大和樂觀，以致功敗垂成之外，就是中國戰略思想本質上長於因應敵方的行動，再作出反制──即是以後發制人為主。
可是金融海嘯後北京主動出擊便出事，顯示中國在戰略思想上還未達到可以採取主攻的要求；在這方面有所改善之前，北京還是專注於反制美方戰略為妙。
治學文社
香港經濟日報 2011-10-21：以民意利器 左右中央欽點特首 10/2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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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意利器 左右中央欽點特首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香港政壇風起雲湧，繼唐英年及梁振英相繼辭去公職，為2012年特首選舉作準備後，林瑞麟又接任政務司司長；前教統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亦撰文批評，公務員只支持某人當特首的說法。
傳媒與評論界亦逐漸改變口風，由一開始認為大部分港人無權參與是次特首選舉，到開始賦予選舉更積極的意義。有報章認為唐梁「初選」競逐及兩人與市民大眾的互動，都有機會成為塑造香港選舉文化的先例；亦有認為港人不但實際上對選舉有一定影響力，更可以藉此擺脫北京政治干預的手影。盡管是後知後覺了一點，但對於一場本身就沒有常規可言的「非傳統」選舉，任何具影響力的方法都可能管用。
只要聲音夠大 中央不能不聽
筆者認為港人在是次特首選舉，以及一直以來在中港博弈中的無力感，其實很大程度是一種自我設限，甚至自我矮化的表現——無權選出那班選委，缺乏正式溝道，就代表港人無權參與嗎？特首選舉沒有真正競爭，是中共操控的選舉，港人就不該發聲嗎？
回歸以來，中共對民意的看法已有很大的改變。單就筆者比較熟悉的外交事務而言，中共其實有不少反應和動作是專門用來滿足國內的民粹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甚至是憤青的。只要聲音夠大，中共就不得不理睬你。
在去年底及今年初爆發的「茉莉花革命」及「阿拉伯之春」，更令中共領導層發生了普遍的恐慌現象，立刻煞停一切有關自由化的改革，並加緊對人民的控制——共產黨也怕死的，他們一旦失敗可不是像西方民主政體般政權更替了事，可是人命關天的，他們隨時比西方政黨更重視民意。
因此只要不要像「茉莉花革命」般突然爆發，令中共手足無措的話，中共在維穩的大前提下，實在沒有理由不重視民意的。所以即使港人無權選出選委也不打緊——民意本身就是突破選委和提名委員會，直接影響中共的「利器」。中共見勢色不對自然會下命令，可不管那些選委是誰，這樣得出來的結果不一定會比普選差。
港人在政治上大部分正式溝道和機制都失效的情況下，必需要找出並善用一切能夠曲綫影響中共治港的方法，以達到港人的目的。
阻公務員成造王者 現特權階級
是次唐梁「初選」中，如果依照唐營所指，唐英年是公務員唯一支持的特首人選的話，那麼我們可以預期一個集政商特權階級和公務員系統的聯盟的形成。
先撇開政商特權階級不談，理應是政治中立的公務員為何可以擁有「造王者」的特權？我們還處於「欽點」、「黃袍加身」，以及宮中可以影響皇帝人選的時代嗎？ 市民應該對此感到憤慨。即令羅范椒芬撰文批評這種說法，重複強調公務員應恪守政治中立的原則，但實在難保公務員在了解到他們的而且確擁有可以左右大局的能力之後，日後不會干預特首人選的產生。
再者，社會近日對林瑞麟成為「史上民望最低」的政務司長有很大的反對聲音。假如我們任由政商公務員特權階級的形成，那麼政商特權階級為「酬謝」為其效忠的公務員，這種民望超低的高官將陸續有來。因此港人現在就應挺身而出，力求阻止這個政商公務員特權階級形成，否則待至它變得牢不可破的時候，即使2017年特首是以普選產生，也不能改變由這些特權階級所主宰的局面。
一份研究報告指出，香港現時正處於「黃金五年」。繼曾班子之後，我們願意將我們的「黃金五年」葬送在這班政商公務員特權階級手裏嗎？假如港人能夠憑着自身的意志轟走這班政商公務員特權階級，那將會是香港民意的重大勝利。
國際棋盤 2011-10-10：美謀全球共主 華應順水推舟 10/1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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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謀全球共主 華應順水推舟
袁彌昌 新力量網絡研究員、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繼早前筆者在本欄所提及的美國外交新思維——「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美國外交界現正醞釀着新一輪的外交政策大調整，而備受注目的是新美國基金會（New America Foundation）談及美國該如何重新審視目前控制全球海洋公域（global maritime commons）的大戰略一文。
該文作者批評美國行之已久的全面控制海洋公域大戰略（control of the commons）已不合時宜，主張藉着使用新模式，大幅縮減美國在該方面所承擔的義務。這調整將可能對美國今後的外交政策與大戰略帶來根本性的轉變，因而該文亦逐漸成為了外交界議論的焦點。
控制海洋公域一向是美國大戰略的主旋律。藉着控制海洋公域，美國得以在戰時威脅剝奪敵人對全球重要水域的使用權，並防止敵人對美國照辦煮碗，同時亦可以藉此在平時保護己方利益，以及提供一系列與商貿和通訊有關的全球公共物品（global public goods）。
控制海洋公域 霸主難以為繼
跟「離岸平衡」一樣，全面且確切地控制海洋公域，並防止任何對該控制的威脅出現，乃美國沿用自英國且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戰略之一。然而，面對着日益上漲的軍事與財政成本，美國人現在也開始感到吃不消，連忙想辦法以達到縮減規模、但無損美國利益和領導地位這雙重目的，於是維持海洋公域安全 （security of the commons）這新模式便應運而生。
維持海洋公域安全之所以被提倡，除了是美國財困之外，是由於美國目前實際上是「過度供應」其軍事力量，以維持它對海洋公域的全面控制，反而製造了一個所謂「不安全的螺旋」——各國眼見美國頻頻展示軍力，均擔心終有一日美國會剝奪它們對全球重要水域的使用權，以致不得不和美國對着幹——最後反令情況變得更不安全，南海問題就是一個主要例子。
同時，由於美國欲防止任何對其支配地位威脅出現，它必須在全球各地駐軍和建立基地。該文作者認為這就是各地民眾，特別是中亞和中東地區民眾怨恨 美國的根本原因，直接導致了911襲擊，以及多宗對美國本土及海外美軍的襲擊，亦由於駐軍關係，有時候美國還得縱容一些獨裁者和專制政權，最終只令自己焦頭爛額，得不償失。
各國「搭便車」 美須軍事止蝕
此外，美國全面控制海洋公域也鼓勵了各國「搭便車」（free-riding）的傾向，過度依賴美國所提供的安全保障，而這些安全保障很多時候卻招致了其他地區強國對美國的敵視，它們亦無可避免需要再調整與美國的軍事平衡，因而成為了不少地方衝突與較勁的主因，為未來更大的軍事介入與支出埋下了 伏綫。
故此，新美國基金會的維持海洋公域安全的建議是，一方面實行「軍事止蝕」，另一方面逐漸讓美國將地區安全下放給其盟友，而美國就轉而擔任地區安全的總召集人，或所謂的「最後安全保障人」，以便它集中維持對全球重要水域的控制。
筆者所關注的當然不只是該文的建議，而是背後所顯示出美國人目前的心理狀況，以及中國該怎樣利用這種狀況。維持海洋公域安全與其說是一種新模式、新戰略，毋寧說是一種新的說辭——美國無非想要找個下台階，體面地卸下全球霸主所承擔的義務而已——所以與其說它是戰略性的，倒不如說是心理性的。
重拾南海主動 巧計順應美國
不過美國是一個講邏輯的民族，它需要一些強而有力的理據來作為它改變的理由。因而文章須牽扯到美國海外駐軍所帶來的問題，以及美國現在被人家「搭便車」的事實，讓美國人覺得它們正在食大虧，賠了夫人又折兵，必須更弦易轍。這種介乎自我安慰與自我催眠的表現，正是一籌莫展的美國的心理寫照。
因此，在南海問題上栽了個大觔斗的中國，與其再繼續跟美國作沒有勝機的對抗，還不如來個順水推舟，在幫美國「開脫」上出一分力。該文顯示美國對 中國一直只管「搭便車」，從來沒有盡一個大國的責任甚為不滿，但其實暗地裏希望中國一方面承認美國的海洋公域控制權，另一方面分擔一下維持公域安全的義 務。中國何不乘機改變其南海政策，向美方示好，並主動成為其全球安全藍圖的一部分？
孫子有云︰「故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並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中國如欲在南海問題上重拾主動，就更應做好這場「大龍鳳」，大力吹捧美國「全球共主」的新角色，使它盡快從全球霸主的寶座上一步一步走下來。
國際評論：印度捲入南海主權的影響 09/2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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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now.com/home/international/player?newsId=12963
國際評論：印度捲入南海主權的影響
2011年09月19日 22:06 星期一
美國與澳洲最近就南海問題發表共同聲明，又深化雙方防務安排；同時，印度捲入南海主權爭議。連串事件會帶來甚麼影響？本集《國際評論》請來國際戰略問題評論員袁彌昌跟我們分析。
袁彌昌認為，今次美國跟澳洲就南海問題發表共同聲明，可見澳洲在軍事合作的取態上投向美國，跟日本及南韓等地一樣圍堵中國。
至於印度與越南合作，在跟中國有主權爭議的南海海域開採油氣田，袁彌昌認為，印度插手南海爭議，是由於最近中國的「珍珠鍊策略」，使印度感到受包 圍，因此印度要主動介入南海問題，爭取其他盟友。他又認為，南海議題已成為國際化問題，雖然中國沒可能全面取回南海主權，但隨著印度的加入，會令南海爭議成為大國之間的競爭。與此同時，印度與蒙古、吉爾吉斯及塔吉克加強合作，顯示印度一方面協助美國圍堵中國，另一方面是要打破中國對它的包圍網。
宋徽宗與唐英年 09/2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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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趙佶
強項：書畫，每天向太后請安，風流倜儻，好色
推薦者的理由：
向太后：先帝(宋神宗)嘗言，端王(趙佶)有福壽，且仁孝，不同諸王。
結果：靖康之難(恥)，北宋滅亡
唐英年
強項：飲紅酒，不向公務員下屬「掟file」，笑臉
推薦者的理由：
胡定旭：唐英年「腳頭好」，「他做財政司長時，香港沒有赤字！」
容永棋：禱告時受到神的感召，認為自己應該挺唐。
結果：？？？
國際棋盤 2011-9-12：只有民主開放 中港才有穩定 09/1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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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民主開放 中港才有穩定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圖一
《J曲綫》(The J Curve)是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總裁Ian Bremmer（伊恩‧布萊默，下稱布氏），被《經濟學人》譽為2006年「年度之書」的重要著作，內容講述一個國家的穩定與開放程度大致上是依循着一條J形曲綫（見圖一）。
如圖中所示，Y軸表示穩定程度，而X軸表示開放程度，專制及獨裁國家大多處於曲綫的左方，而民主開放的國家則處於曲綫的右方。
「J曲綫」反映 開放決定穩定度
專制及獨裁國家一開始在曲綫左端普遍上都非常穩定，但隨着國家日漸開放，穩定程度便會驟降，須直到國家建立起公民社會，以及對民眾負責的制度，穩定程度才會回升。而開放社會所賦予的穩定程度，更不是任何專制國家可比擬的，所以曲綫右端比較高。由於現今全球化令世界各國不得不與世界接軌，因而全球的專制國家 均要面對由曲綫左方右移，導致穩定程度驟降的危機。
中國冀藉經濟 避免政治不穩
因此布氏的主要論點是：除非專制政權對西方的國家安全構成即時威脅，否則西方根本毋須特地顛覆這些專制政權，反而應該製造相應的條件，使它們得以「順利」進入J曲綫的最低點——即最不穩定的狀況，那樣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令專制政權自動土崩瓦解。此論點也是布氏建議西方用來對付全球的專制政權的基本策略， 亦可解釋北京為何認為西方想「捧殺」中國。
然而，布氏也觀察到中國事實上早就了解穩定與開放程度之間這種關係。中國除了專注於及加快經濟發展，使整條曲綫往上移，藉以增加整體的穩定度之外，更嘗試藉各種改革，來打破「J曲綫」，希望由左方較高的一點，直接跳到曲綫右方，以避過最低點（見圖二）。
圖二
茉莉花革命 令內地領導恐慌
假使中國依照原本的計劃，一方面發展經濟，另一方面循序漸進地改革，其實西方對阻止中國崛起已近乎束手無策，但一場風暴卻完全改變了北京的步伐與走向，並更進一步證明「J曲綫」是正確的，那就是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或「茉莉花革命」）。
「阿拉伯之春」為何對中共產生有如「觸電」的作用，只要看看西方學術界對「阿拉伯之春」發生時的反應就會知道。西方學術界從來都沒料到「阿拉伯之春」會發生，他們一直在埋首研究阿拉伯國家的專制政權及獨裁者，多年來為何能屹立不倒，為何能抵擋得住民眾的不滿聲音，以致事件發生時，西方領袖全都手忙腳亂。
西方學者普遍認為阿拉伯國家相對穩定歸因於兩大因素：專制政權背後都有軍隊支持，以及國家對經濟的嚴密控制。不少國家更可以用石油資源的收益來換取人民支持，再加上經濟改革漸見成效，預期新的利益既得者將會支持政府，殊不知所有假設純屬一廂情願。
細心一想，上述情況不是簡直跟國內研究和歌頌「中國模式」的情況如出一轍嗎？在國內歌舞昇平的同時，原來亦在不知不覺之間接近「J曲綫」的最低點，令革命一觸即發。中共領導層想到這裏不冷汗直冒才怪，因而發生了普遍的恐慌現象，不顧外間和輿論的反對，立刻煞停一切有關自由化的改革，並加緊對人民的控制，急忙想回到曲綫左端。再加上經濟增長放緩，國內貪腐、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更令中共心驚膽顫。
香港政局又何嘗不是受到「阿拉伯之春」的餘波所影響？坊間不少人都認為曾俊華之所以倉卒決定派6,000元給市民，是受到北京指示，要盡可能穩住香港的局勢。而近日成為全城焦點的特首選舉前哨戰中，中央力挺民望屢創新低的唐英年，可說是中央想制止香港繼續向曲綫右移的反映，顯示出中央寧願以不變應萬變，穩定壓倒一切。
勿走回頭路 慎選下任特首
正如筆者一開始已表明，全球化令世界各國不得不與世界接軌，專制政權亦沒有例外，因此國家在「J曲綫」只會右移。中共在「阿拉伯之春」後，力求回到曲綫左端根本就是不切實際，是開歷史之倒車。西方在「阿拉伯之春」後重新取得主動，除了使中國在利比亞的投資化為烏有之外，長遠更可能演變成西方引君入甕，讓中國自毀長城之計。北京如再不醒悟，只會受到國內外的責難，陷入內外交困的局面。
香港一向作為中國的實驗場，實在不應只消極地力求穩定。中央以香港作為試點也好，作為對冲也好，也應該繼續嘗試打破「J曲綫」，藉着改變令香港踏上開放且穩定之路，所以在特首人選上，中央還須三思。
信報 2011/9/7 ─ 全球危機是中國良機 09/0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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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危機是中國良機
袁彌昌
繼北倫敦暴動和美國財赤危機之後，西方評論界和學術界開始有人認為世界正陷入新一輪危機之中。更甚的是，這一輪危機所衍生的信心危機，已不是單就經濟或國家體系而發，而是轉為針對全球各地的精英分子。
很多人認為當前的危機只是全球經濟危機，抱有這種想法的人真是樂觀的一群。毫無疑問，這一輪危機是由2008年金融海嘯所引起，一開始只屬經濟危機；但針對金融精英的信心危機，很快就轉移到政治精英身上，並演變成一場政治危機。因為政治精英非但未能解決是危機，亦從未要引發這場危機的罪魁禍首負起責任，也沒 有採取有效措施防止它再次發生。
經濟危機 轉向政治
故此，再以全球經濟危機來理解新一輪危機已不合時宜。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隨即演變成政治危機，長遠威脅到歐盟的存續；「阿拉伯之春」也是由全球化問題所引起的地區性政治風暴；北倫敦暴動和美國財赤危機，亦迅即演變成管治危機，嚴重損害兩國政治精英的認受性。即使是香港面對的管治問題，其實某程度也是對全球化的反響。
在這大環境下，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 亞集團總裁Ian Bremmer提出，我們正身處於所謂「G-Zero」的世界：由於全球強國均自顧不暇，所以世界陷入群龍無首的局面，加深全球的失序。由這一輪危機所引發的民憤和民粹主義，如果不能有效疏導，世界很可能會重蹈1930年代的極端時代的覆轍；但將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方式展開，目前針對全球精英的信心危機，乃一重要警號。
即使我們正身處於「G-Zero」的世界，但是否真的沒有一個強國可以領導世界？事實上，在全球經濟危機演變成政治危機的過程中，中國必然是受影響最深的國家之一。皆因相對於奉行民主制度、擁有一定的合法性供其消耗的西方各國，中國所有的經濟問題均會在很短時間內，自動演變成政治問題，因此中國絕對有理由主動肩負起領導的角色。
讀者可能會質疑中國何德何能，憑什麼擔起領導世界這個重責？金融海嘯後，人們憧憬中美合組G-2雖屬一個美麗的幻想，不過那呼聲已是一種先聲。
有評論指，目前中國持有高達三萬多億美元的外滙儲備，實際上已足以成為重整全球經濟的基石。更重要的是，目前不論美國或歐洲，均垂涎中國這龐大的外滙儲備，極渴望中國將這筆資金注入其奄奄一息的經濟體系，故此現時中國可謂予取予攜。
「北京共識」 適時建立
更何況，中國以其外滙儲備救美援歐，基本上利多於弊。美國一直指摘中美貿易失衡，讓中國用外滙投資美國，不但有助收窄失衡，同時中國外滙的減少也有助推動人民幣加速升值，扭轉中國外滙儲備的過快增長與積累，對遏止國內當前通脹上漲亦具一定作用。
再者，投資美國並不是沒有附帶條件的，此舉應可為中國換來一些地緣政治利益及安全保障。
中國外滙對紓緩歐洲當前債務危機的重要作用，固然是不言自喻。中國還能藉此將持有的美元資產比重減少，逐步分散至歐羅資產，可謂一舉兩得。中國此時不爭取投資這些大國的機會，更待何時？
誠然，中國動用外滙援助歐美背後的最重要意義，在於建立有利於中國崛起的新經濟及金融秩序。中國可借此機會樹立新的財政及金融紀律的規範，要求受助國遵守， 亦可促使她們實行一些結構性轉變，以及遵守某些承諾，以換取優惠或援助。這樣一來，一個新「北京共識」便能夠完全取代在金融海嘯後，已壽終正寢的「華盛頓共識」，確立一個對中國更為有利的全球經濟環境。
因此，現時北京應停止無謂的地緣政治爭逐，轉而藉援助各國，實現全球性的經濟崛起。着手建立這個全球新經濟秩序，比起自吹自擂「中國模式」管用得多了── 真正的「中國模式」，應是一個可以為世界帶來改變的體系，只有這樣才足以讓中國晉身超級大國之列。
如果這計劃得以順利實行，無疑將奠定中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同時亦必將大大提高中共的合法性，這樣無論是國內、台灣或香港的問題均會迎刃而解，北京更可能毋須再為確保天然資源而擔心。
作者為治學文社成員
Derek Yuen
國際棋盤 2012-01-11：華冀「絕對安全」 反成美國頭敵 01/1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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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冀「絕對安全」 反成美國頭敵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德國與中國的崛起有極多共通點，而這種觀點已得到進一步印證：從剛於去年六月在國內出版的《脆弱的崛起：大戰略與德意志帝國的命運》（徐棄郁著）一書中， 明顯看出國內專家已發現到德國與中國的脆弱性極為相似，從而對目前中國崛起的走向深感不安，深恐中國重蹈當年德國的覆轍。
從《脆弱的崛起》這書名可以看出，它很大可能是參考Susan Shirk（謝淑麗）所著的《脆弱的強權》– 後者以當代的觀點來探討中國崛起的脆弱性，而《脆弱的崛起》則採用了歷史的視角。有趣的是，全書沒有一處直接提到現今中國，但無論是作者的用詞抑或是重點，卻無不暗示及批判現時中國的外交政策與戰略，簡直是對主管外交的人士的一記當頭棒喝！使《脆弱的崛起》與 一般歷史書大異其趣。
中國建大戰略 勿重蹈德覆轍
上回筆者提到德國與中國的崛起均嚴重倚賴其「偉大的舵手」– 俾斯麥與鄧小平– 的個人智慧和手段。然而「舵手」卻過早上岸了，「留下的是一個物質上飛速發展的強大國家、一個充滿問題的體制、一幫『能幹的庸人』和一大批容易激動的公眾。」如果連如此露骨的暗示也不是意指現今中國，那麼就只好怪筆者自作多 情。
徐氏亦揭示出德中兩國訴諸於民意和民族主義的結構性原因。他指出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和能量的同時，政府卻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權力中心，來控制和駕馭這些新能量，這樣便出現了所謂「卡爾特化」（cartelization）的現象：主要是指國內分成幾大勢均力敵的利益集團，因而各利益集團只 能通過容忍聯盟內其他集團的政策，以換取自己不受限制地追求本集團的利益。這種方式使每一個方向的擴張都得不到限制，最終導致國家過度擴張和「被包圍」。 而在國內的結果就是各利益集團均直接訴諸民意，以便對政府形成壓力，最終使國家無法形成一個穩定有效的大戰略，只能沿着強硬路綫一路走下去。
作者談到德國在「被包圍」後，對剩下來唯一的盟友奧匈帝國的態度的改變，亦讓人很容易聯想到中國與北韓的關係。早在俾斯麥時代，俾斯麥本人已認清德奧同盟只是一種手段，目的是約束俄奧兩國以維持對德國有利的戰略均勢，所以對於奧匈這關鍵盟友，俾斯麥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防止出現「弱者決定強者」的局面，導致外交的自主性喪失。但這實際上正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情形，對德國來說，德奧同盟已由手段變為目的本身，令德國被奧匈的政策挾持，最終成為大戰爆發的重要導火綫。
北韓唯一盟友 弱者制約強者
目前中國同樣被美國及其盟友所包圍，基本上只剩下北韓這個盟友，我們不難想像北京會更重視北韓，很可能會令中朝關係由手段變為目的本身。其實早在中國「被包圍」之前，北京已屢次被北韓牽着走，早就出現「弱者決定強者」的情況。隨着金正日的逝世，將令局勢變得更難以預料，使中國更易被捲入危機之中。
徐氏以「海權偏執」一詞來形容德國的海軍擴張，更是對當前北京大肆增強海軍實力的嚴重批判。首先，他指出德國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它位於歐洲中部，既有漫長、複雜的陸上邊界，又瀕臨海洋，具有典型的海陸雙重地緣特徵。這種特徵決定了德國必須同時應付來自陸地和海洋的威脅，難以集中全力爭奪海權。這些與其是對德國而發，毋寧說是對北京勸諫。
再者，過分強調發展海軍來保衞海上及海外利益是一種「絕對安全」的思路，而這種思路恰恰是俾斯麥所反對的，因為追求「絕對安全」的結果，往往是絕對的不安全，只會引起英、法、俄的擔心，並刺激他們採取反措施，最後促成一個強大的反德聯合。
現時中國在打造藍水海軍的同時，還着手大力加強其反介入能力（anti-access capability）及建立阻絕戰略（access-denial strategy），更想在太空戰和網絡戰方面，與美國爭一日之長短。如不是這樣刻意追求「絕對安全」，中國也未必一轉眼便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並促使它協調與印度、日本、澳洲等關係，對中國形成戰略包圍。
北京建大戰略 抗衡民族主義
德國擴建海軍的巨大工程在國內亦掀起了一股支持建設「大海軍」，席捲全國的全民性熱潮，這與中國近年來迅速抬頭的「海軍民族主義」極為相似。更令人驚訝的是，在海軍熱潮被掀起後，一種「大海軍=海外利益=世界大國」的高度簡化的模式亦隨之出現，並在民眾宣傳中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令相當多的德國人將一支大海軍視為德國通往未來世界大國地位的便捷之路及必由之路，這與現今中國幾乎如出一轍！
由此可見，德國與中國崛起的共通問題就是大戰略的瓦解，並逐步被民族主義、利益集團及海軍戰略等所蠶食和取代，使兩國失去了具整體性、系統性及延續性的大戰略。最後德國只得乞靈於其軍事力量，期望可藉此打破包圍網，但卻逐漸連其軍事戰略亦變為一場大豪賭，在一戰中輸掉了這場豪賭後，堪稱「地上最強」的德意志帝國就這樣灰飛湮滅了。
幸虧現時中國還未有條件作這樣大規模的賭博，但北京再不以史為鑑，重蹈當年德國的覆轍只是時間的問題。故此，北京必須盡快重新樹立其大戰略，並將之有效地傳遞給民眾，令社會不再被那些高度簡化且似是而非的理論所左右。
「舵手」過早上岸了